明神宗

明神宗朱翊（音億）鈞（1563年－1620年），明朝第十三代皇帝。年號萬曆，是明穆宗朱載垕的第三子。隆慶六年（1572年），穆宗死，十歲的朱翊鈞登基做皇帝，是為明神宗。諡號「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武安仁止孝顯皇帝」。

生平朱翊鈞在位前十年，由於年幼，由母親李太后代為聽政，太后則將一切軍政大事交由張居正主持裁決，實行了一條鞭法等一系列改革措施，使社會經濟很大的發展，是為「萬曆中興」。但張居正死後，萬曆十四年（1586年）十一月朱翊鈞開始沉湎於酒色之中[1]（一說是染上鴉片煙癮[2]）。後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，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，不理朝政，不郊、不廟、不朝、不見、不批、不講，1589年，朱翊鈞不再出現，內閣出現了「人滯于官」、「曹署多空」的現象；以至於朱翊鈞在位中期以後方入中樞的廷臣不知皇帝長相如何，萬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南京各道御史上疏：「台省空虛，諸務廢墮，上深居二十餘年，未嘗一接見大臣，天下將有陸沉之憂。」[3]。首輔葉向高卻說皇帝一日可接見福王兩次[4]萬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十一月，「部、寺大僚十缺六、七，風憲重地空署數年，六科止存四人，十三道止存五人」[5]。囚犯們關在監獄裡，有長達二十年之久還沒有問過一句話的，他們在獄中用磚頭砸自己，輾轉在血泊中呼冤。[6]臨江知府錢若賡被朱翊鈞投入詔獄達三十七年之久，終不得釋，其子錢敬忠上疏：「臣父三十七年之中……氣血盡衰……膿血淋漓，四肢臃腫，瘡毒滿身，更患腳瘤，步立俱廢。耳既無聞，目既無見，手不能運，足不能行，喉中尚稍有氣，謂之未死，實與死一間耳」。宰相李廷機有病，連續上了一百二十次辭呈，都得不到消息，最後他不辭而去。[7]萬曆四十年（1612年），吏部尚書孫丕揚，「拜疏自去」[8]。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吏部尚書趙煥也「拜疏自去」[9]。

萬曆二十四年（1596年），明神宗派出宦官充任礦監稅使，掠奪商民，一旦被認為地下有礦苗，房屋就要全部拆除，以便開礦，開礦時挖掘不到時，附近的商家會被指控「盜礦」，必須繳出全部「盜礦」的賠款。礦監所到之處，民窮財盡，激化民變，成為明代一大惡政[10]。首輔朱賡沉痛地說：「今日政權不由內閣，盡移于司禮。」[11]大學士沈鯉在《請罷礦稅疏》中，亦指出礦稅「皆有司加派于民，以包賠之也」。戶科給事中田大益曾忍無可忍地批評他：「以金錢珠玉為命脈。」萬曆二十五（1597年）至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礦稅使進內庫銀將近三百萬兩，「半以助浮費，半以市珠寶」，更多的財物流入了宦官的腰包。

雖然朱翊鈞在內政行為可謂荒唐，但是軍事上，由於朝臣的精鍊，仍保持幹練的本貌。他遣兵調將，平定播州（遵義）楊應龍之亂的播州之役、平寧夏哱拜之亂的寧夏之役、抵抗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以及東北大片地區（奴兒干都司）的朝鮮之役，維護了明朝的統一狀態，並粉碎了日本侵略朝鮮的野心。此三場戰爭合稱萬曆三大征。不過雖然軍事得到維持，朱翊鈞派宦官以勘礦、採礦為名去江南搜刮民脂民膏，百姓怨聲載道，又使明朝政治腐敗到極點。

此時東北女真族努爾哈赤興起，成為日後中原帝國的隱患。

1619年，遼東軍區司令官楊鎬四路進攻後金，在薩爾滸大敗，死四萬餘人，開原、鐵嶺淪陷，北京震動。朱翊鈞用熊廷弼守遼東，屯兵築城，才將遼東局勢扭轉。不過朱翊鈞的三十年「斷頭政治」，連「票擬」、「硃批」都已經完全停止，即使軍事科技領先當代、農業技術明顯優於前朝，但是明朝行政已長年陷於癱瘓。

朱翊鈞在薩爾滸之戰的次年（1620年）逝世，葬於定陵。《明朝帝王陵》提到：萬曆的定陵1958年發掘，萬曆帝屍骨複原，「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」。

評價《明史·神宗本紀》：「故論考謂：明之亡實亡於神宗。」趙翼《廿二史劄記·萬曆中礦稅之害》：「論者謂明之亡，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。」清高宗乾隆在《明長陵神功聖德碑》中則道：「明之亡非亡於流寇，而亡於神宗之荒唐，及天啟時閹宦之專橫，大臣志在祿位金錢，百官專務鑽營阿諛。及思宗即位，逆閹雖誅，而天下之勢，已如河決不可復塞，魚爛不可復收矣。而又苛察太甚，人懷自免之心。小民疾苦而無告，故相聚為盜，闖賊乘之，而明社遂屋。嗚呼！有天下者，可不知所戒懼哉？」

黃仁宇在《萬曆十五年》一書將萬曆皇帝的荒怠，聯繫到萬曆皇帝與文官群體在「立儲之爭」觀念上的對抗。怠政則是萬曆皇帝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。黃仁宇說：「他（即萬曆皇帝）身上的巨大變化發生在什麼時候，沒有人可以做出確切的答復。但是追溯皇位繼承問題的發生，以及一連串使皇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的出現，那麼1587年丁亥，即萬曆十五年，可以作為一條界線。這一年表面上並無重大的動蕩，但是對本朝的歷史卻有它特別重要之處。」

但若站在心理學的角度，朱翊鈞的這種怠政也可以被理解為習得性失助或憂鬱症的臨床表現。
在《萬曆十五年》文末總結，「1587年，是為萬曆15年，歲次丁亥，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，無事可記，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。在這個時候，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，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，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，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，最後的結果，都是無分善惡，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。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。萬曆丁亥年的年鑑，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」。

家庭

妻孝端顯皇后王氏，皇后，諡曰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，合葬定陵，主祔廟。 昭妃劉氏，思宗尊為太妃。 孝靖太后王氏，光宗朱常洛生母，初封恭妃，後進皇貴妃，崩，諡溫肅端靖純懿皇貴妃，葬天壽山。明熹宗諡曰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，遷葬定陵，祀奉慈殿。 恭恪皇貴妃鄭氏，初封貴妃，後進皇貴妃。薨，諡恭恪惠榮和靖皇貴妃，葬銀泉山。 端妃周氏 貴妃李氏
兄弟憲懷太子朱翊釴 靖悼王朱翊鈴 潞簡王朱翊鏐

子女

子光宗朱常洛，母孝靖皇后王氏 邠哀王朱常漵，生母無考，生一歲殤。 福恭王朱常洵，母恭恪皇貴妃鄭氏 沅懷王朱常治，母恭恪皇貴妃鄭氏，生一歲殤。 瑞王朱常浩，母端妃周氏 惠王朱常潤，母貴妃李氏 桂端王朱常瀛，母貴妃李氏 永思王朱常溥，生母無考

女榮昌公主，萬曆二十四年下嫁楊春元。四十四年，春元卒。久之，主薨。 壽寧公主，母鄭貴妃，二十七年下嫁冉興讓，天啟三年七月初二日卯時薨。 靜樂公主，生於萬曆十一年十一月乙巳，薨于萬曆十三年閏九月戊午。 雲和公主，早逝，追冊。 仙居公主，母德嬪李氏，萬曆十二年七月二十日生，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薨逝。 靈丘公主于萬曆十六年八月甲午生，萬曆十七年五月庚申薨。 雲夢公主，早逝，追冊。 泰順公主，早逝，追冊。 香山公主朱軒嬁，在萬曆二十七年正月庚戌賜名軒，六月庚寅即薨。 天台公主，早逝，追冊。 雲和、雲夢、天台公主均未能確定排行

注釋

萬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寫《酒色財氣四箴疏》：「皇上之恙，病在酒色財氣也。夫縱酒則潰胃，好色則耗精，貪財則亂神，尚氣則損肝」。 ^

閻崇年：《明亡清興六十年》萬曆怠政(4)：沉湎酒色 宮藏「十俊」

^ 《明史·神宗本紀》 ^ 《明史·葉向高傳》：「不奉天顏久，而福王一日兩見。」

^ 《明神宗實錄》卷556

^ 《中國人史綱》第三十章　第十七世紀 ^ 《中國人史綱》第三十章　第十七世紀 ^ 《明史·神宗本紀》 ^ 《明史·趙煥傳》

^ 《明史·食貨志》載：萬曆二十四年(1596)，「開採之端啟，廢弁白望獻礦峒者日至，於是無地不開。中使四齣：昌平則王忠，真、保、薊、永、房山、蔚州則王虎，昌黎則田進，河南之開封、彰德、衛輝、懷慶、葉縣、信陽則魯坤，山東之濟南、青州、濟寧、沂州、滕、費、蓬萊、福山、棲霞、招遠、文登則陳增，山西之太原、平陽、潞安則張忠，南直之寧國、池州則郝隆、劉朝用，湖廣之德安則陳奉，浙江之杭、嚴、金、衢、孝豐、諸暨則曹金，後代以劉忠，陝西之西安則趙鑒、趙欽，四川則丘乘雲，遼東則高淮，廣東則李敬，廣西則沈永壽，江西則潘相，福建則高，雲南則楊榮。」

^ 《明史·朱賡傳》

戚繼光

戚繼光（嘉靖七年閏十月初一—萬曆十五年十二月初八日，1528年11月12日－1588年1月5日），字元敬，號南塘，晚號孟諸。明代抗倭將領，軍事家，與俞大猷齊名。山東登州人，原籍河南衛輝。一說祖籍安徽定遠，生於山東濟寧。于閩、浙、粵沿海諸地抗擊來犯倭寇，歷十餘年，大小八十餘戰，終於掃平倭寇之患。

軍事生涯與成就

戚繼光在薊州凡十六年，「一年三百六十天，多是橫戈馬上行」。他加固薊鎮長城，成為萬里長城之精華。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襲父職為登州衛（今山東省蓬萊縣）指揮僉事。 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調往浙江抗倭，任參將，鎮守寧、紹、台（今臨海）三府。戚繼光鑒於明軍紀律鬆弛，素質不良，戰鬥力低下，至義烏招募農民和礦工4000餘名，編組訓練成水軍『戚家軍』，成為抗倭主力。在胡宗憲的指揮下與兪大猷、劉顯等人共抗倭寇。 嘉靖四十年（1561年），在台州、仙居、桃渚等處大勝倭寇，九戰皆捷。次年奉調援閩，連破倭寇巢穴橫嶼、牛田、興化，閩境倭寇主力被消滅殆盡。因功升署都督僉事。 四十二年再援福建，破倭寇巢穴平海衛（今莆田東南），進官都督同知，升福建總兵。 此後轉戰閩粵沿海各地，終於解除東南沿海倭患。 隆慶二年（1568年），明廷特召戚繼光總理薊州、昌平、保定三鎮練兵事，總兵官以下悉受節制。 16年間為防備北方蒙古俺答汗的入侵，他整飭防務，加強戰備，修築禦敵台，大規模修補增建萬里長城，設立武學，訓練將士，編成一支車、騎、步三者皆備的精銳部隊，使防禦鞏固，京師（今北京）安全。 當重用他的內閣大學士張居正死後即被彈劾免職，萬曆十一年（1583年）南調鎮守廣東。之後再被誣陷奪職。部下的將領胡守仁、王如龍、朱任、金科等人也受到革職或戍邊的處分。 晚年貧病交迫，醫藥不備，1588年1月5日卒於登州。 崇禎八年（1635年）為褒揚戚繼光，於蓬萊閣府前街東側建戚繼光祠堂，賜額「表功祠」。 著有《紀效新書》、《練兵實紀》、《蒞戎要略》、《武備新書》和詩文集《止止堂集》等。

吳三桂引狼入室

吳三桂引狼入室

崇禎十七年[1644年]三月，總兵吳三桂率領遼東明軍約四萬人，及八九萬關外漢民，陸續進關，暫屯於山海關至河北灤州、昌黎、樂亭、開平(今唐山市東北)一帶。當時山海關總兵是高第，下轄兵員約一萬人。吳三桂進關後，同高第會合，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。三月十五日，李自成義軍進抵居庸關，明守將唐通投降。李自成入京後，命唐通率本部兵馬，帶上犒賞關寧官軍的銀兩、財物，前往山海關，招降吳三桂和高第。唐通特地寫信給吳三桂，盛誇李自成禮賢下士，答應只要降順，就能讓他父子封侯。當時，吳三桂的父親吳襄和其他家屬都留在北京，為了保住身家產業，吳三桂立刻答應投降。高第也立即投降。於是，由唐通接管了山海關的防備，吳三桂則帶領部眾，向京師進發，準備朝見李自成。接受親的任命。三月二十四日，吳三桂到了永平府(今河北盧龍縣)，大張告示說：「本鎮率所部朝見親主，所過秋毫無犯，眾百姓不必驚恐。」一兩天後，吳三桂領兵馬，行至玉田縣(今屬河北)。他得到了出乎意外的消息，說他的愛妾陳圓圓被義軍將領劉宗敏奪去，而且劉宗敏為了追贓助餉，還逮捕了他的父親吳襄。吳三桂聞訊大怒，率部直奔山海關，向鎮守關門的唐通兵馬發起突然襲擊。由於變生意外，唐通猝不及防，又寡不敵眾，被吳軍擊敗，帶殘兵駐於關城西北的一片石口，派人向北京告急。李自成立即召開緊急會議，嚴厲批評了劉宗敏，對吳襄進行了撫慰，並讓牛金星代吳襄起草了一封致吳三桂的信，努力做挽回的工作。一面李自成又親率大軍，於四月十三日晨從北京出發，留下丞相牛金星統率一萬名士卒守備北京。隨軍帶往山海關的有吳襄和崇禎帝的三個兒子，以及在西安、太原俘虜的秦王、晉王。

李自成的招降沒能打動吳三桂。當時，關寧兩鎮兵合在一起，只有五萬人，根本無法跟李自成的大順軍抗衡。吳三桂不顧民族大義，決定投靠清廷。還在這年四月初，清廷得到大順軍佔領北京，明朝覆亡的消息後，就在攝政王多爾袞等人的策劃下，急不可待地大舉興師南下，幾乎空國而來。四月一五日，十萬清兵行至翁后，遇上吳三桂派來的使者副將楊坤和游擊郭雲龍，說明了山海關的危急形勢，並且表示，如果促兵來救，將開山海關大門，迎接清軍。吳三桂寫給多爾袞的親筆信說：「大王以蓋世英雄，值此摧枯拉朽的大好時機，可謂機不可失，時不再來。請速選精兵，與三桂所率兵眾會合，進攻北京，消滅流寇。我朝不但會報答財帛，還會割地酬報的，不敢食言。」多爾袞見信大喜，留下楊坤，專派妻弟拜然，隨郭雲龍前往山海關，探明虛實。清軍原先的進軍路線，是擬定由薊州、密雲地區，破長城而入。這下立即改變行軍路線，逕直向山海關兼程進發。多爾袞給吳三桂的回信，避而不談合兵，卻趁機向三桂招降，許他封以故土，晉為藩王，永享富貴。這很打動了吳三桂，他決定驅迫關遼兵，與大順軍惡戰一場。藉以提高自己在清軍面前的地位。四月二十一日，大順軍到達山海關。吳三桂只留下少數軍隊防守關城，把主力拉到關內石河，擺開陣勢，要與大順軍決一死戰。李自成把主力用於石河，又派出部隊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、西羅城和北翼城，對吳軍實行包圍。雙方晝夜激戰，到二十二日清晨，吳軍已困憊難支，北翼城守軍向大順軍投降，吳三桂全軍已面臨全面崩潰之勢。清兵於二十一日晚趕到山海關後，屯駐在歡喜嶺。這時，多爾袞故意蓄銳不發，作壁上觀，讓吳軍與大順軍鷸蚌相爭，他好坐而得利。同時，他也要看看吳三桂的誠意，以免上漢人的當。
二十二日清晨，吳三桂感到形勢嚴重，連忙帶屬官和鄉紳們出關，到歡喜嶺上的威遠臺謁見攝政王多爾袞，請求清兵即速出兵援助。多爾袞盛氣凜然，沉聲說：「你們願為故主復仇，大義可嘉，我領兵前來，就是要成全你們的你。你我過去是敵國，現在是一家，我兵進關，若亂動一株草、一棵粒，定以軍法處死，請你們告諭居民人等，不必驚慌。」頓了一頓，他又對吳三桂說：「你回去時，可令你的兵士用白布繫肩為號。不然，都是漢人，就不容易分辨，恐怕造成誤殺。」說完，揮手讓吳三桂等先行回去。隨後，多爾袞下令清軍，從南水門、北水門、關中門，分三路進關。進關後，清兵布下陣勢，立即向大順軍陣地發動猛烈的衝擊。戰鬥異常激烈，大順軍雖然奮勇迎敵，無奈清兵以逸待勞，而且在數量上也佔了很大的優勢，所以不久就敗下陣來。清軍乘勝追擊，大順軍潰不成軍，兵員器械損失慘重，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。只見白日無光，霧慘雲濃，屍橫片野，血流成河。李自成為保存實力，命令連夜撤退。大順軍行經永平范家莊(今屬河北盧龍縣)時，把吳襄處斬。二十六日回到北京，又殺了吳三桂全家三十四口。李自成回到北京，認識到固守北京有困難，決定撤出北京，行前於永昌元年[1644年]四月二十九日在武英殿即皇帝位，三十日離開北京，向陜西轉移，陷入了戰略的守勢。